悲剧在小说《活着》中的体现

作者：文巧（成都市站东小学南校区二年级二班）

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诗学》中，悲剧被定义为“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摹仿”，目的在于引起怜悯和恐惧，使这些情感得到疏泄，主人公往往出乎意料地遭到不幸，从而形成悲剧。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利用“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这两种艺术冲动探讨了悲剧的起源，其中谈到“它是两种冲动的共同目标”，是“酒神认识和酒神作用的日神式的感性化”，论证了悲剧是同时具有两种艺术冲动的严肃、庄重的艺术形式。

关于悲剧的探讨离不开具体的作品，接下来我将以余华的小说《活着》为例，具体分析悲剧在这部作品里的体现。

小说《活着》以农村人福贵的人生为舞台，出演了一场又一场悲剧。本来是少爷的福贵因为赌博输光家产，被迫卖掉祖宅。他年迈的父亲被活活气死，母亲则因为贫穷的生活生了重病，妻子家珍则被老丈人接回城里。戏剧性的是，富贵在为母亲抓药的过程中被国民党抓去当壮丁，熬出一条命来回到家里，迎接他的却是母亲的逝世和女儿凤霞的残障。在命运面前，最残酷的不是一连串悲剧，而是将希望镶嵌在其中，在即将触摸到它时消失不见。此后更加悲惨的命运降临到福贵身上，他的儿子、妻子、女儿、女婿和孙子相继死亡，最后剩下的只有风烛残年的福贵。他似乎比任何人都缺少活着的理由，但他依然活着，似乎比年轻时更加洒脱与坚强。

老实说，这样的小说看着是揪心的，我们欣赏《活着》既不是带着法格所说的“以人性中的恶意为基础的安全感和自我优越感”，也并不完全是因为博克所坚持的“人喜欢他感受到的怜悯”。如果仅仅是为了同情和怜悯，我们大可以把自己丰富的道德同情付诸于现实生活中受难的人。但我们却乐此不疲地一遍又一遍地近乎享受地翻阅着《活着》，为福贵的命运唏嘘感叹，可以想象的是，如果现实中存在与福贵拥有类似命运的人，我们往往不会去过多探究或者欣赏他的人生。而在《活着》里面，余华使用了巧妙的艺术手法，将福贵的人生悲剧中可怕的东西用艺术的力量巧妙地克制，并加以优美的语言，使它剩下的更多是美和壮丽。进一步说，福贵这个人物形象本身，就是艺术力量的结果，他把活着这件事当做是上天赋予他的一种责任，一种“具有更高的光辉”的使命。对于他来讲，活着的目的就在于活着，就在于忍受苦难。现实中的没有经过艺术加工的人对于福贵的活法是绝不敢认同的，他们为别人的悲剧感到怜悯，为自己的悲剧感到恐惧，不会产生“由于突然洞见了命运的力量与人生的虚无而唤起的一种普遍情感”，这就是现实中的悲剧与审美意义上的悲剧的不同。

福贵的活着仅仅是对生命的尊敬，这是他剩下的与命运抗争的唯一手段。很多认为福贵的活着就是单纯忍耐的读者显然忽视了悲剧这种艺术形式所特有的庄重与崇高。我们欣赏悲剧绝不是为了单纯的享受与娱乐，也不是为了沉浸在“秀美的悲哀”中自哀自怜。利文斯顿曾说过：“产生伟大的悲剧似乎有一个条件，就是它应当忠实地表现生活中最阴暗的东西，同时又不会在最后感到沮丧压抑。”《活着》作为一部成功的带有悲剧性质的小说，正如他所说，并没有让读者感到过多的恐惧与不适，反而，让人体味到了生命的庄重感。

这种庄重感，就像朱光潜先生在《悲剧心理学》中谈到，“在悲剧欣赏之中，随着感到人的渺小之后，会突然有一种自我扩张感”，是一种与崇高在某些方面有共通之处的美感。在福贵这个小人物的身上，由于他所遭遇的悲惨的命运，似乎奇迹般地可以唤起读者不同寻常的生命力来克服困难，从而唤起人的价值感、尊严感，给人充分发挥在百无聊赖的寻常生活里几乎不可能出现的壮美的生命力的余地。我们喜欢看悲剧也许能够在这里得到一个解释。

我在欣赏《活着》时，想起了《士兵突击》里许三多的一句话：“有意义的事就是好好活，好好活就是有意义的事。”福贵比太多人都有轻生的理由，但他选择了好好活着，对他而言，幸福和不幸也许都淡化了它们原有的意义，而作为他存在的痕迹标榜了其生命的价值。